中国古代有一个长期沿袭的惯例，即每当一个新的王朝取代旧朝，新的朝廷会修订前朝的史书，以此标志旧朝的结束并且对其进行总结与反思。元朝作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，自然也不例外。然而，元朝所编纂的《宋史》却创造了一个奇迹，它成为了二十四史中篇幅最长的一部，甚至超过了《明史》300万字的规模，达到了500万字，堪称一部巨著。
《明史》是清朝顺治二年开始编纂的，历时94年，最终在清朝乾隆年间完成，由张廷玉主编。虽然《明史》在学术界被认为存在一些问题，例如对于清朝先祖的事迹多有回避，对于南明历史的处理也显得极为简略和片面，但它依然是一部高质量的历史著作。无论是材料的翔实，叙事的严谨，还是文风的简洁，都让它成为自唐代以来官修“正史”中的典范之一。而与此相比，《宋史》虽然篇幅最长，但其编纂时间非常短，仅用两年半便完成，给人一种粗制滥造的感觉。实际上，后人对《宋史》的评价并不高。
例如，《宋史卷一九七志一五零兵十一》中提到的兵器生产情况，就显得非常简略而机械。原文中写道：“其工署则有南北作坊，坊有弓弩院，诸州皆有作坊，皆役工徒而限其常课。”这段描述显得非常表面，缺乏细节。与之相对的，北宋大臣曾巩在文集中也有类似记载：“国工署有南北坊，岁造甲铠、贝装、枪、剑、刀、锯、器械、箭箶簏、皮笠、弩、箭、床子弩，凡三万二千。”两者在描述上几乎如出一辙，这显示出《宋史》的编者为了赶工期，直接抄袭了曾巩的文献，导致了不少内容重复和错乱。
尽管如此，不能忽视的是，正是《宋史》为后人保存了宋朝320年的历史。它的存在无疑是不可或缺的，尤其是在《宋史》完成时，元朝正面临着种种内部危机。元朝在1368年灭亡前的25年，国内农民起义不断爆发，财政状况也日益恶化，实在无力再投入过多资源修史。这也是为何元朝直到即将灭亡前才开始修《宋史》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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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，早在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之初，翰林学士王鹗便提出了编纂辽、金二史的建议。忽必烈当时没有拒绝，而是决定将辽、金史与宋史一起编修。直到1279年元朝灭南宋后，忽必烈再次下诏要求修纂宋、辽、金三史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三史的编纂工作进展缓慢，直至元朝灭亡之际，三史的修订工作仍未完成。
经过64年的修史努力，《宋史》仍然未见完工。元朝官员危素后来在一封信中透露出修史迟缓的真正原因：首先是经费的匮乏；其次是缺乏足够的人才；再者，历史“正统”问题的敏感性难以回避；最后，“正统”问题难以确定，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难题。特别是“义例之争”中的“正统”之争，成为元朝修史的最大障碍。
“义例之争”围绕的是金、宋之间谁才是“正统”的问题。由于元朝是继金、宋之后建立的，所以在历史编纂时必须明确如何界定元朝的合法性。争论的结果分为三派：第一派认为宋朝为正统，元朝继承宋朝；第二派则认为辽和金应作为北方历史，宋朝则划分为南宋和北宋；第三派认为，宋、辽、金三个时期属于割据时代，正统已经不存在，元朝则应“合三国而承之”。
这个争论从忽必烈时期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，几乎伴随着整个元朝的历史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长时间争论之一。到了元朝末期，元朝统治者意识到这个问题迟迟没有解决，而国家局势已经岌岌可危。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，也为了应对内外压力，元朝最终决定修《宋史》以确定自己的统治正当性。这样，元朝最终决定将宋、辽、金三部史书同时进行修订，并在短期内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。
元朝的《宋史》迅速完成的原因之一，是三朝的历史资料较为丰富。尤其是元朝攻占宋朝都城临安时，缴获了大量的宋朝官修史书，并将其带回元大都，作为修史的重要资料。这些史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实录、时政记、日历等珍贵史料，为《宋史》的编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而在元世祖、元仁宗和元文宗时期，尽管修史进展缓慢，但已经积累了大量可用的历史资料，为最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。正如赵翼所说：“各朝本有各朝旧史，元世祖时已编纂成书，至脱脱等已属第二三次修辑，故易告成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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